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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母亲
她们争取到了堕胎权 而我们要对生命和自身更加
文章来源:http://www.yueke99.com  发布日期:2018-11-09

  

  遇言姐(席越)聚集百万专业主义新女性!

  

  40年来,有人在争取堕胎合法化,有人在争取妇女生育权,无论站在天平的哪一端,我们都需要对生命的意义心存敬畏。

  ——遇言姐

  上月底,在爱尔兰举行的全民公投中,三分之二的选民赞成废止宪法“第八修正案”,支持堕胎合法化。新制定的法律将堕胎权放宽至代怀孕12周以内的妇女。

她们争取到了堕胎权  而我们要对生命和自身更加

  那些费尽周折寻求终止妊娠的女性,再也不用像是犯过错一样被污名化了。这是继三年前同性婚姻在公投中通过之后,发生在爱尔兰的又一次现代思潮VS. 宗教戒律的胜利。

  

  ▲爱尔兰代孕女性在街头庆祝废除修正案。要知道,保守的爱尔兰从90年代才准许离婚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说,公投结果标志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胜利结束。自从妇女获得选举权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今天我们终于宣布,我们相信并尊重女性们,在生育上能够做出自主的决定和选择。

  作为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早在1861年,“故意中止代怀孕”就被视为犯罪写入了爱尔兰法律。

  1983年,爱尔兰立法认可未出生的代孕胎儿有同等生命权,成为西方世界的一股“逆流”。修正案规定只有在代孕妇生命面临危险或胎儿在出生前已经死亡等情况下才能合法堕胎。

  此后,约有17万爱尔兰妇女不得不选择出国终止妊娠。

  据估计,每天平均有九名女性从爱尔兰去英国堕胎,每天有四名代孕女性在没有医疗咨询的情况下服用网购的堕胎药,此外,她们还要冒着被逮捕的风险。

  

  ▲多年来,围绕堕胎权的敏感事件层出不穷。在强奸和乱伦案中,受害者被告知她们无权堕胎。代孕胎儿脑死亡的孕妇,被强制维持生命,直到法庭认定代孕胎儿无法存活后才能终止妊娠。已知严重畸形的胎儿仍然“必须”降世

  1992年,一名14岁少女在遭遇强奸后怀孕,少女的家人通知爱尔兰警察方孩子将赴英国堕胎,并希望警方能在检验胚胎DNA上提供协助,作为指控强奸犯的证据。

  然而,换来的却是总检察官签发的命令——禁止少女出国堕胎。

  案件曝光之后,引发了爱尔兰社会对堕胎问题的又一次激烈争论。迫于舆论压力,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检察官签发的出国堕胎禁令。

  2012年,患有败血症的印度籍牙医Savita 代怀孕17周时因腹痛被送进医院,因为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代孕医生拒绝为既非爱尔兰人,也不是天主教徒的Savita堕胎。直到4天后胎儿死亡,Savita也因败血症离世。

  

  ▲人们把卡片贴在绘有Savita的墙上,并附上了留言:希望Savita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对不起,我们太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忘记。

  

  ▲从国外赶回爱尔兰投票的女性打出标语:Savita,我们为你而回家投票。

  

  ▲居住在多伦多的28岁的Rachel DeNogla,在搭乘是数小时的飞机后,赶回国参加投票。她说:我希望能回到爱尔兰,让我和未来的女儿、孙女、侄女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选择权。

  读到这条新闻时,遇言姐的心情十分复杂。

  仅从结果上看,中国在50年代就已将堕胎合法化,从医院到广告到青春剧,没人把堕胎视做禁忌,然而这能证明我们比爱尔兰在女性权利上和文明程度上更开放,更进步吗?

  看着满街的“无痛人流”广告,遇言姐想说的是:

  支持妇女的堕胎权,并不意味着鼓励堕胎,无论生命权与选择权的天平代孕如何起伏,我们依然要对生命有所敬畏。

  争取妇女堕胎合法化

  是一条艰苦迂折的长路

  与中国在50年代就将堕胎合法化相比,持有宗教思想的西方在争取堕胎权上走过了一条艰苦迂折的长路。从“堕胎即谋杀”到“女人的身体女人做主”,曲折坎坷、争议不断,见证了文化、宗教、道德、伦理、医学、法律的沧海桑田。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作出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珍妮·罗伊控告德州政府胜诉,并裁定政府无权禁止人民堕胎。此次判决也成为美国历史的分水岭。

  二十出头的罗伊失业后计划堕胎,苦于德州1859年通过反堕胎法仅允许代孕妇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进行堕胎手术。

  罗伊的律师韦丁顿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这起诉讼案不仅是维护原告个人权利,而是代表所有美国怀孕妇女的共同诉讼。女性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受到宪法保护的自主权。

  饶有意味的是大法官布莱克门撰写的判词:“我们必须解答生命何时开始这个难题。如果医学、哲学和神学都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司法也无法就这一人类知识的问题作出任何臆测的解答。”

  相对于非黑即白的判决结果,最高法院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平衡模式:在代孕期的头三个月以代孕产妇的选择权为优先考量。在代孕期的后三个月以胎儿的生存权为优先考量。

  

  在美国通过堕胎合法化的两年后,德国宪法法院也开始受理棘手的堕胎案。

  早在1851年,普鲁士制定刑法,对堕胎严惩不贷。至七十年代后期,地下堕胎抬头。

  1974年,联邦德国国会为回应社会现实,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对于代怀孕之后三个月之内进行堕胎者免除刑罚。这一举措掀起悍然大波,193名国会议员联手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

  次年,大法官作出裁决:未出世胎儿的生命权受宪法保护。女性的选择权应让位于胎儿的生命权。刚露苗头的堕胎权又被打回原型。

  直到1992年,宪法法院再次就堕胎问题激烈争辩,163页的判决书依旧肯定了胎儿的生存权,但允许代孕妇在妊娠12周内的有条件堕胎。此外,介于纳粹优生学阴影犹存,判决特别指出“不允许基于胚胎病理的原因堕胎”。

  

  ▲今年3月,由于波兰拟缩紧堕胎政策,数千民众走上华沙街头表示抗议。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纷争之外,中国则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1979年计划生育实施,是成是败且留给百年后的人们评说。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成败,这项席卷全国的运动都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痕。

  40年来,有人在争取堕胎合法化,有人在争取妇女生育权,无论站在天平的哪一端,我们都需要对生命的意义心存敬畏。

  安全套广告不能播出

  无痛人流却满街张贴

  几年前,遇言姐用验孕棒测出代怀孕后去医院寻求验证。我喜滋滋的领了标有阳性的化验单去找代孕医生时,那位50来岁的女大夫漠然的抬起头说了5个字“这孩子要吗?”

  我愣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要啊,当然要啊。”刚刚升起的喜悦瞬间被冰水淋了个透心凉。细思极恐的是,前去堕胎的代孕女性是何其多,代孕医生对这一切早已波澜不惊。

  

  ▲《人民日报》2012年给出的数据,中国育龄妇女人流率为62 ‰,远高于美国的20‰-30‰,西欧的11‰。每年人工流产手术达1300万例,占全球每年堕胎数量的四分之一。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诊所做的流产。

  

  ▲我国安全套使用率只有4.9%,大学生是人工流产的主力军

  随手翻翻微博和知乎,无数代孕医生在讲述少女堕胎时痛心疾首。当代孕医生教育女孩要懂得避孕时,一旁的代孕母亲永远在气急败坏的打断:“你给孩子说这些干嘛?还想让她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

  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至今,安全套广告不能在国内的电视上播出。

  1998年,杰士邦打出广告词“无忧无虑的爱”,在广州的80辆公共汽车上亮出中国第一条安全套广告。广州市民反应激烈,投诉称“腐蚀青少年的心灵”。33天后这条广告就被有关部门勒令撤下。

  2000年5月,杰士邦安全套广告牌再度现身一栋大厦,仅仅20个小时后,该广告即被当地工商局撤下。

  2008年,上海地铁的移动电视中曾经播放过杜蕾斯投放的广告,当时就引发争议后,最终导致难逃被撤。

  我真是不明白禁止安全套广告是出于何等目的,难道一个生命的分量相对于一个橡胶制品来说,就那么不值得可怜吗?

  与此同时的是,属于“医学范围”的人流宣传,堂而皇之的入驻公共场所,告诉少女们无痛、舒适,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你的“麻烦”。

  

  ▲法哲学家德沃金说: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堕胎已变成了不足为奇的,与伦理不相关的事情,就像做一个阑尾切除手术一样,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一个更为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社会,还可能是一个更危险的社会。

  而今,距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通过堕胎权已有45年。富有戏剧性的转变是,当年胜诉的原告罗伊女士于1995年受洗后成为了坚定的反堕胎人士。并于2003年,罗伊诉韦德案30周年纪念日之时,要求法院推翻过去的判决。

  而遇言姐想说的是,比起西方对于“堕胎权”,“胚胎权”旷日持久的争论与反复。中国的性教育缺失,性观念陈腐,对自身的伤害满不在乎,对生命缺乏敬畏,恐是更加需要关注与改变的现状。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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